谁来约束习近平的滥权行为？

谁来约束习近平的滥权行为？

作者：新高地

       2013年1月22日，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说：“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 然而，习近平本人却置身于法外，他通过反腐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还把党内对自己的监督视为“妄议中央” ，致使其权力失去应有的监督。

       权力失去约束，古今中外皆酿成大祸。中国历史反复证明，集权过度往往导致决策失误放大、社会浩劫与政权崩塌。秦始皇废分封、行郡县，焚书坑儒、苛政猛于虎，徭役繁重致民不聊生，秦朝十五年而亡，陈胜吴广起义直指皇权无制。汉武帝穷兵黩武、轮台罪己前，专断决策耗尽国力，埋下西汉衰落种子。明太祖废丞相、设锦衣卫，大杀功臣胡蓝之狱，皇权空前集中，却造成朝野恐怖、官僚僵化，最终加速亡国。这些案例危害核心：打破决策理性，压制异见致信息封闭，民生凋零引发反弹。

       当代中国，习近平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2018年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掌控众多领导小组，权力集中达巅峰。这种模式短期强化执行，但滥权案例频现，风险古今相通。其中，“到处大撒币”式的对外援助更是典型表现：国内经济下行、民生艰难之际，却持续巨额对外输出资金，决策高度个人化，缺乏成本效益评估与公众监督。

         典型滥权的部分案例包括：

       1、新疆“再教育营”大规模拘押：自2017年起，逾百万维吾尔族及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被拘押于所谓“职业培训中心”，国际组织指控涉及强制劳动、酷刑、强制绝育等严重人权侵犯。联合国报告称此为“可能构成反人类罪”，北京却以“反恐”为名推行，决策高度集中于最高层，缺乏内部纠错。

       2、香港国安法强推与民主空间压缩：2020年绕过香港立法会直接在人大通过《香港国安法》，以“分裂国家、颠覆”等罪名逮捕逾百民主派人士、关闭《苹果日报》，迫使泛民派系瓦解。昔日“一国两制”承诺被实质架空，国际社会视之为对自治的系统性侵蚀。

       3、“动态清零”极端执行：2020-2022年坚持“零容忍”防疫，上海2022年封城两个月导致物资短缺、医疗崩溃、居民绝望跳楼事件频发。地方官员为表忠心层层加码，经济重创、社会信任崩塌，直至2022年底突然放开，造成医疗挤兑。此政策反复源于一人意志，缺乏科学辩论与及时调整。

       4、反腐运动选择性清洗：虽打击周永康、孙政才、薄熙来等“老虎”，但多被指针对政治对手。近年军队高层频遭清洗，如2023年火箭军领导层突遭撤换、2025年多名上将涉“违纪违法”落马，显示忠诚优先而非制度反腐，军内派系斗争加剧，影响国防稳定。

       5、言论与公民社会全面打压：维权律师“709大抓捕”延续至今，公民记者如张展因报道疫情被判刑；网络审查升级，“防火长城”封锁异见；2021年后“辱骂英雄烈士”罪入刑，压制批评空间。民间NGO、独立媒体几近灭绝。

       6、到处大撒币的对外援助：习近平时代“一带一路”与峰会承诺屡屡巨额输出，如2018年非洲出访承诺数百亿美元投资；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宣布未来三年向非洲提供3600亿元人民币支持（包括信贷、援助与投资）；2025年上合组织峰会承诺20亿元无偿援助加100亿元贷款，中亚峰会虽缩水至15亿元，但仍持续“撒币”。这些资金多用于基础设施项目，常被批评为“债务陷阱”，受益国如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巴基斯坦中巴经济走廊等陷入债务危机，而中国国内财政紧张、地方“砸锅卖铁”变卖资产救急之际，却优先对外挥霍，凸显决策脱离民生、追求个人外交“面子工程”。

       这些案例危害显而易见：决策失误（如清零、经济下行、大撒币）因无有效制衡而放大；信息封闭酿成灾难（如新疆、香港政策国际反弹）；社会活力萎缩，民生积怨上升。若外部冲击或内部危机爆发，代价或重演历史悲剧。

       约束缺失不止制度问题，更是亿万民众福祉之虞。古有秦亡暴政、明亡积弊，今需重塑集体领导、党内民主与法治监督，方能避免权力脱缰。否则，谁来守护平衡？历史教训昭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