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败因1、倒行逆施,把“毛式政治运动”当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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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罪恶1,倒行逆施,把“毛式政治运动”,当常态

引子:“打黑“的”打“字换”扫“定,恰恰是为了突显他习近平的“不是薄熙来,胜似薄熙来”。打是“打击”,扫指“横扫”;打黑的“打”字针对的是“点”,而扫黑的“扫”字针对的是“面”,不但是“面向全国”,而且还必须“不留死角”。正如习近平喜欢朗诵的“毛主席诗词”中所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1、习近平把“毛式政治运动”当作常态

作者 高新  2018-01-26

和习近平差不多岁数的中国人,我这里说的是中国大陆人,应该都知道“运动了”三个字是多么的沉重!有兴趣的读者和听众在谷哥里输入“运动了”三个字,就会看到“运动了!!!《芙蓉镇》影评 ”词条。

该影评的作者好象是一个八十后女性,当然没有经历过“文革“。她写道:很偶然的看到《芙蓉镇》这个电影,因为看完《活着》和《蓝风筝》的时候有人提到了它,很震惊这竟然是1986年的电影,谢晋果然犀利!的确,那是离我很远的年代,但正因为这样,更使我加深了对它的好奇。

片子的镜头很美,江南小镇的风光在历史的激荡中破碎,又重组……命运如同风中的落叶,每个人都在艰难的保全自己,而又在注意着别人的脸色,而在反复无常的运动中,被嘲弄,被作践也成了家常便饭  ……。

该影评作者感慨说:电影结尾时的一句“运动了!”堪称影史上绝妙的一笔,由此也见证了中国现代史嬗变中不变的真实状态。   运动了!   还会运动吗?

现实的回答是:“当然会!“

薄熙来倒台,习近平上台之前,一位中国大陆网友发表《邓小平遗言: 不搞政治运动!》一文。文中说, “不要搞政治运动”这句话,出自邓小平之口,可惜被埋没了多年。最近,曾经采访邓小平1992年春天巡视深圳的唯一媒体人——《深圳特区报》记者陈锡添,作为历史的见证人,回忆当年的史实,说:当时我写的《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长篇报道,引起国内外强烈反响,全国报纸包括人民日报均在显著地位转载,但是有一个“最遗憾的地方”,就是没有把邓小平“不要搞政治运动”这句重要的警句写进通讯里,也就是没有向全国公开。

陈锡添没有讲他为什么没有把这句重要的话放进通讯里。我大胆的揣测是,邓小平的这句话,实际上是针对毛泽东的动辄发动政治运动,一次接着一次,直到文化大革命而言的。按照毛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还要不断搞下去,“七、八年来一次”(毛的观点之一)。可能因为如此,这位记者把邓小平的这句话按下不表。饱经政治运动之苦的中国人,心里明白,如果有朝一日,以“反毛”的名义怪罪下来,谁来担当?

不幸的是,这位作者笔下的“有朝一日”终于来了。一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通知中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各地区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充分认识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大意义,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部署上来,科学谋划、精心组织、周密实施,坚决打赢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这场攻坚仗。

什么叫“专项斗争”?就是“专场运动”的意思。比如中共建政之初的“三反”、“五反”运动,官方的权威释义就是:1951年底到1952年10月,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的统称。在中共的政治词典里,所谓“开展一场斗争“和”开展一场运动“完全是一个意思。

再比如,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在进行过程中一直都是被称之为反右斗争的。按照中共官方的权威解释:”1957年4月,因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反革命分子乘中国共产党开展整风运动之机,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行猖狂进攻,甚至扬言取消党的领导,实行西方“轮流坐庄”的政党制度,走资本主义道路。针对这一情况,1957年7月,毛泽东在南京计划召集华东各省的省委第一书记开会,研究分析形势,部署反右派斗争。为此,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反右派斗争,到1958年夏季反右派斗争结束。“

当然,当年的“反右专项“和如今的”扫黑除恶专项“的打击对象有所不同,与中共执政史上的历史政治运动相比较,由伟大领袖习近平同志亲自发动、亲自领导“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与中共建政之初由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镇反运动“十分相似。

按照中共官方文献的权威介绍:“镇反运动“,是1950年12月至1951年10月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清查和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政治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同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并称的三大运动之一。1950年3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活动的指示》。6月6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所作的《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奋斗》的书面报告中把镇压反革命列为全党的八项重要任务之一。7月,政务院、最高人民法院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镇反运动开始后,曾一度出现“宽大无边”的倾向。针对这一倾向,10月,中共中央又发布《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从1950年12月起,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展了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打击的重点是土匪(匪首、惯匪)、特务、恶霸、反动会道门头子和反动党团骨干分子。

当时为什么要以“镇压反革命“为名开展这样一场”专项斗争“,毛泽东的内部讲话和指示中解释的非常露骨,毛对公安部负责人训令: “你们不要浪费了这个时机,镇压反革命恐怕只有这一次,以后就不会有了。千载难逢,你们要好好运用这个资本,不尽是为了杀几个反革命,而更主要的是为了发动群众。”;“过去北方土改,是在战争中进行的,战争完全掩盖了土改空气,现在基本上已无战争,土改就显得特别突出,给予社会的震动尤为重大,地主叫唤的声音将特别显得尖锐。”

1950年根据毛的建议,中共中央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了杀人的比例问题:“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毛明确要求有600万人口的上海应该杀3000人,有50万人口的南京应该杀不止两百多人,应该多杀。上有好之,下必甚焉。虽然中央下达的杀人比例是千分之0.5到千分之一,但下面的执行者显然从中读出了多杀人的信号,很多地方鼓足干劲,力争超额完成指标。

中国工人出版社《外国学者评毛泽东》一书引用了美国的学者马德森,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群众动员》一文,文中说:“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没有什么现象比群众动员运动更独特、更重要,更令人迷惑不解的了。他认为从建国到毛泽东逝世的26年中,“这种全国性的运动计有70多次(地方一级的运动则要多十倍)。”他是看到政治运动在中国的重要性了,他认为这是中国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重要部分:“当你问及一个经历过毛时代的中国历史的中国人的生活经历时,他一般都是把自己的经历不自觉地与由中国主要的政治运动所标志的历史时期联系起来。”

共产党是世界上真正最强大的政党。大搞政治性的群众运动,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方法,另外一位叫查尔斯·塞尔的西方学者在他的《目前的革命:中国的动员运动》一书写道:这种运动作为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工具具有积极的边际效用。他认为中国的政治运动分三类:经济的,旨在增长生产率;意识形态的,旨在改变人民的思想方式;和斗争的,旨在铲除敌对阶级或集团的权力基础和地位。

回到本文开头的《芙蓉镇》影评:“电影结尾时的一句‘运动了!’,堪称影史上绝妙的一笔。由此也见证了中国现代史嬗变中不变的真实状态。  ”

摆在眼前的现实是:习近平令共产党治下的中国恢复了“运动了”的政治常态!

(文章仅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立场和观点)

2、习近平变相向薄熙来看齐,向王立军学习

作者 高新    2018-01-29

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运动了!“—-习时代恢复了毛时代的政治常态》中介绍了中国工人出版社《外国学者评毛泽东》一书引用的美国学者马德森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群众动员》的经典文章::“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没有什么现象比群众动员运动更独特、更重要,更令人迷惑不解的了….。当你问及一个经历过毛时代的中国历史的中国人的生活经历时,他一般都是把自己的经历不自觉地与由中国主要的政治运动所标志的历史时期联系起来。”

有报道说,习近平的全国扫黑除恶运动一声令下,独立学者张维迎过去的一段有关语言腐败的演讲视频再度在网络猛传。该视频是张维迎2012年的演讲内容,主题讲的就是“语言腐败”。他说的语言腐败就是出于政治的或者意识形态的需要偷换概念,包括偷换自由、民主、法制、宪政等概念,甚至“腐败”这个概念本身也已腐败。从而冠善名以恶行,操纵他人的行为。他认为当今中国的语言腐败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举出的例子就有“打黑”,他说没人反对“打黑”,但若在打黑名义下把任何当权者都不喜欢的人视为黑社会,打黑就成了侵犯人权,掠夺私有财产的政治行为。张维迎特别指出,文革期间语言腐败登峰造极,把毁灭人性、毁坏文化的一场运动命名“文化大革命”,把不是自己一派叫做“走资派”,把支持自己的叫做“革命小将”,把人打入监牢叫做“劳动教养”。张维迎说,文革几十年之后,语言腐败在“唱红打黑”中又复活了。

法学家贺卫方日前在朋友圈发出的十年前他批评重庆打黑的旧文转发出来,并加了一段“前言”:“听说又要‘打黑’了。十年前是重庆,如今是全国。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文革不肯去,心中长苦悲”。

与贺卫方当年发表批评重庆打黑文章的同时,也有众多毛左网民为薄熙来鼓与呼。一篇题目为《回归毛泽东,是人心所向,党心所向,大势所趋,时代潮流》的“毛左”网文总结说:由薄熙来创立的、以“唱红打黑”、“共同富裕”为特点的重庆模式,在2011年日臻完善,受到了中央领导人的肯定、广大中国人民的支持和世界的关注。(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吴邦国、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和周永康,以及(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李源潮、刘云山,还有(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刘延东)等等中央领导人,纷纷到重庆视察,表示支持薄熙来在重庆的创新和实践。人民日报多次宣传重庆经验;中央党校、全国党建研究会等权威机构支持重庆模式;社会科学院出版专辑宣传重庆经验。

笔者三年多前即已经在本专栏撰文《“支持‘唱红打黑’最力”的屎盆子不能只扣到周永康一个人头上》,详细介绍了习近平对薄熙来和王立军在重庆展开“打黑除专项行动”鼎力支持。

没有疑问,薄熙来除了他所谓“党内蛀虫”的“封号”,用“人渣”形容他似乎更为贴切。至于周永康,无论是站在共产党政权的角度还是从普世价值出发,贴给他多少恶名都不嫌过份。但是,正如笔者过去一篇文章所说的“周永康背后的大老虎根本就不是人,是制度”出于同理,当年薄熙来“唱红打黑”在中共中央领导层获得的是齐声称赞而不是只有周永康一个人支持,如果一定要用“支持最力“个字来区别程度的话,习近平的支持就只能用“更力”二字来形容了。

其中一篇重庆日报的《习近平调研重庆侧记》中的内容,把个习近平与薄熙来及王立军之间的默契和互动描述得十分生动:习近平等参观石马河交巡警平台,详细了解平台设施、警力配置和执勤情况……。交巡警平台旁,女子交巡警队员们英姿飒爽。习近平了解她们的选拔、训练情况,称赞重庆交巡警装备优良,纪律严格,训练有素。

习近平一行还参观了打黑除恶资料汇集处,并看望了政法战线干警和英模家属。他说:“当前,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还面临各种威胁,社会上还有坏人!坏人在有些领域、在某些时候活动还很嚣张,给人民群众带来的灾难还很大。重庆市委把握住这一点,真正从以民为本出发,开展了‘打黑除恶’斗争,取得了阶段性的重大成果,重大胜利,维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权益,是深得民心、大快人心的。重庆的‘打黑除恶’做得好!希望认真总结经验,围绕改善民生、维护民意、便利群众等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平安重庆’,‘打黑除恶’还要再接再厉地向纵深推进。”

在重庆市干部大会上,习近平力挺薄熙来,发表训示说:“重庆近年来以‘唱读讲传”活动为载体,弘扬主旋律,干部群众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新变化;开展“打黑除恶”专项行动,打掉了一批黑恶势力团伙,增强了人民群众的安全感……。这些成绩是……以熙来同志为班长的一班人,带领全市干部群众开拓进取、艰苦奋斗的结果。

正如前面引用的那篇“毛左”网文中所欢呼的那样: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对重庆的公租房建设、打黑除恶、唱读讲传等都给予高度赞扬,当然是对重庆近两年来各项工作给予掌声。只不过,从习近平的讲话中可以看出的是,他又不只是给了重庆掌声。 习近平对重庆未来的高度期待,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在肯定重庆“打黑除恶”做得好、为保卫重庆社会平安“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同时,习近平就期望重庆“‘打黑除恶’还要再接再厉地向纵深推进”。 在习近平给予重庆的掌声当中,可以预见的是重庆的某些好做法,或将作为“样板”在其他部分省市、乃至全国广泛推行。

假如不是夫人谷开来亲手毒杀国际友人的罪行败露导致薄熙来走出一步一巴掌把个王立军打进了美国领馆的臭棋,五年前的十八届中共中央“副总书记”的角色本应该是由薄熙来扮演,而刘云山则只能出任意识形态的专职常委—–笔者至今仍然是这样认为!

不过话又说回来,薄熙来虽然时云不济,但他所开创的“回归毛泽东”的伟大事业已经在习近平手上发扬光大。习近平已经成功地在薄熙来重庆整座“山城红”的基础上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

至于为什么薄熙来在重庆的口号“打黑除恶专项行动”被习近平篡改成“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笔者之见,并非是要避“重庆打黑之嫌”—-习近平和当年的薄熙面对外部世界对重庆打黑的强烈批判,都曾用他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语录回击:“被敌人反对的是好事而不是坏事。“

“打黑“的”打“字换”扫“定,恰恰是为了突显他习近平的“不是薄熙来,胜似薄熙来”。打是“打击”,扫指“横扫”;打黑的“打”字针对的是“点”,而扫黑的“扫”字针对的是“面”,不但是“面向全国”,而且还必须“不留死角”。正如习近平喜欢朗诵的“毛主席诗词”中所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与之同理,当年薄熙来的行动针对的只不过是“一时一事”,“阶段性”很强,而如今习近平将“行动”改成“斗争”,则是从持久和持续角度出发。也是正如毛泽东当年所说: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开大会讲,开党代会讲,开全会讲,开一次会就讲……

当年的重庆“打黑”只不过局限在重庆当地,现如今成天强调“看齐意识”的习近平终于实现了他当年在重庆市全体党政要员面前向薄熙来做出的郑重承诺:一定要把重庆打黑除恶的实践经验和方法向全国推广,事实上就是在要求全国各地的党政负责人和政法要员:向薄熙来看齐、向王立军学习!

(文章仅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3、习近平重走薄熙来的老路

作者 高新   2018-01-31

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习近平发动“扫黑除恶”等于是在要求全党全国向薄熙来看齐,向王立军学习》中已经向读者和听众们分析过至于为什么薄熙来在重庆的口号“打黑除恶专项行动”被习近平篡改成“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笔者之见,并非是要避“重庆打黑之嫌”—-习近平和当年的薄熙来面对外部世界对重庆打黑的强烈批判,都曾背诵了他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语录:“被敌人反对的是好事而不是坏事”—-而是为了突显他习近平的“不是薄熙来,胜似薄熙来”。打是“打击”,扫指“横扫”;打黑的“打”字针对的是“点”,而扫黑的“扫”字针对的是“面”,不但是“面向全国”,而且还必须“不留死角”。正如习近平喜欢朗诵的“毛主席诗词”中所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而“行动”和“斗争”的区别在于,当年薄熙来的行动针对的只不过是“一时一事”,“阶段性”和“时效性”很强,而如今习近平将“行动”改成“斗争”,则是从持久和持续角度出发。即使从字面上理解也是如此。也是正如毛泽东当年所说: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开大会讲,开党代会讲,开全会讲,开一次会就讲……

比起薄熙来当年的“打黑”中共官方媒体的解释是:仅一字之差,此次扫黑比打黑“更加全面深入”,“党中央重视程度前所未有”。“过去打黑更多是从社会治安角度出发”,这次扫黑是为了“夯实党的执政根基”。这次扫黑除了“打击黑恶势力本身,还要打击基层的腐败”,查处“微腐败”,“加强基层政权建设,组织建设”。

有外界评论文章《薄熙来当年打黑 习近平如今扫黑》中回顾了薄熙来的“打黑除恶专项行动”的过程和恶果:2009年至2011年,薄熙来在重庆市委书记任上,以公安局长王立军做先锋,发起“唱红打黑”,唱红,就是唱文革时期歌颂毛泽东的红歌,打黑,就是扫除邪恶势力,一时间,重庆成了黑恶势力遍地的罪恶之乡,司法局长文强成黑恶势力代表,被枪毙了;为关入监牢的一位富翁行使辩护职能的北京律师李庄也被判入大狱,一时,风声鹤唳。薄熙来在重庆展开的打黑除恶专项行动,据媒体披露的部分数据,两年时间,大约5700人被诱捕、包括商人、警察、法官、政府官员和薄熙来的政治对手。后来,薄熙来夫人谷开来杀了人,开始被薄熙来冷落的王立军逃入美国领事馆,引爆薄王事件。薄熙来倒台,连习近平也表彰过的“唱红打黑”成了官媒笔下一个丑恶的词汇。打黑因无视法律程序,任意拘捕,滥用公权力,这一打黑被法律界揭发为“黑打”。

笔者在这里要纠正的是,事实上薄熙来倒台、王立军入狱后,中共官方媒体不但从未批判、质疑过“唱红打黑”四个字,反而是当时官方各级媒体都接到了不得在报道“薄熙来、王立军事件“的新闻和评论中涉及“唱红“和”打黑”的“中央下达的通知“。而当时的国内媒体上只有一些敢打”擦边球“的非官营网络媒体上让”唱红打黑“成为贬义词。而这也正是为什么习近平一直拖了六年时间,直到十九大成功把自己的”终身领袖“地位落实到党章里之后,才向监狱里的薄熙来兑现了”把重庆打黑除恶的成功经验推向全国“的承诺。

外界一篇题目为《习近平首度谈打黑 新“阎王”赵乐际的使命 》的评论文章中说:“要把扫黑除恶同反腐败结合起来,既抓涉黑组织,也抓后面的‘保护伞’。(今年一月上旬召开的)十九届中纪委二次全会上,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罕见提及“扫黑除恶”引发外界关注。在官场“阎王”王岐山打击党政军系统“老虎”“苍蝇”以及资本市场的金融“大鳄”之后,中纪委的接棒者赵乐际如何“打黑”成为值得期待的反腐新动向。

当时笔者即注意到,这篇评论是外界世界第一个注意到习近平内部讲话中早就使用过的“扫黑除恶“四个字终于被允许在公开报道中出现了。但矛盾的是,刊登这篇评论文章的网站时隔一日即又刊登出一篇《 究竟何为薄王遗毒? 陈敏尔剑指唱红打黑》。文中说:2012年3月15日,重庆发生王立军事件后,时任中共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被停职,从而折戟政坛,从此重庆开始了漫长的清除“薄王遗毒”进程。直到五年之后的2017年7月24日,另一位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落马,其主要罪名之一仍是“清除薄王遗毒不力”。孙落马后,重庆的权杖交到了第三位政治局委员陈敏尔手中,陈就任重庆市委书记之日即信誓旦旦清除“薄王遗毒”。那么,纷纷扰扰前后五六年,两任重庆市委书记先后跌了同一政治跤子,到底何为薄王遗毒?2018年1月13日,有港媒消息指,重庆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周波与重庆公安局常务副局长王廷彦均遭贬职,上述两人为薄熙来主政重庆时期“唱红打黑”政治打手。周王两人在陈敏尔接替孙政才重庆市委书记一职之后,被紧急取消了中共十九大重庆党代表资格。迹象表明,在“薄王遗毒”扑所迷离几年之后,陈敏尔将清毒重点引向薄熙来的“唱红打黑”。 当年薄熙来在重庆开展声势浩大的打黑除恶专项行动,因为无视法律程序以及事实上广泛存在的严刑逼供,制造了一批冤假错案,从而被法律界讥为“黑打”,造成法制倒退。孙政才主政重庆五年来“清除薄王遗毒不力”,除了其个人慵懒无为,和何为“薄王遗毒”认识不清亦有莫大关系,上述薄熙来“唱红打黑”政治打手周波王廷彦两人在孙政才主政重庆时继续留任就是这种认识模糊和混乱的表现。此次清除“薄王遗毒”,孙政才之后主政重庆的陈敏尔,将运动引向薄熙来的“唱红打黑”,是进一步明确了“薄王遗毒”“毒”在何处。

其实,无论是孙政才主政也好,陈敏尔主政也好,在“清除薄王遗毒”过程中整肃的重庆各级官员都是从组织路线角度,而不是从政治路线角度,他们的降职也好,被易岗易地使用也好,原因都不是当年在薄熙来和王立军领导下充当了“唱红打黑”运动的马前卒,这和薄熙来及王立军本人倒台、入狱的原因都不是犯了“政治路线错误”——在重庆发动了唱红和打黑,而因为谷开来的杀人事件导致他们两个在组织路线上的“篡党夺权”之嫌被揭露,是同样道理。

而正是在习近平内部讲话中强调的“扫黑除恶”被公开报道出来的十天之后,习近平终于认为可以大张旗鼓地把自己当年亲自前往重庆大力支持、高度赞扬的薄熙来和王立军在重庆主导的“打黑除恶专项行动的成功经验”变成自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如何实现“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了。当年习近平亲临重庆对以薄熙来为首的重庆全体党政军要员情绪激昂,坚定地表示:(“重庆市委)开展‘打黑除恶’斗争取得了阶段性的重大成果……..深得民心、大快人心。重庆的‘打黑除恶’做得好…….‘打黑除恶’还要再接再厉地向纵深推进。”。按照薄熙来当时公开讲话中的说话,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兼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做过9次批示,“要求对重庆的一些作法认真总结和推广”!

七年之后,“不忘初心”的习近平用一纸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诏告全党全国:“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事关社会大局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人心向背和基层政权巩固,事关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

人民日报放下的“侠客岛”及时发表《这场全国性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到底什么来头?》一文,文中说:在重庆,薄熙来、王立军发起‘打黑’行动,利用政法机关制造了一大批‘黑社会’案件。事后,经过严格审查,这些案件中很多都是冤案、错案。由此可见,薄、王二人所打的‘黑’,纯粹是从个人利益出发,搞的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封建王朝思想。如果没有政法机关的力量,很难想象薄、王二人有能力把重庆搞成‘家天下’”。

沿着官媒这篇文章的思路分析习近平的这场“全国性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到底什么来头“?结论自然就是:有了政法机关的力量,或者说动员了、依靠了政法机关的力量,就可以效法当年的薄熙来和王立军把重庆搞成”家天下“一样,把整个中国搞成他习近平的”家天下“了!

(文章仅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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