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大以来的这轮反腐，是中共建政以来力度最大、波及面最广的。根据不完全统计，迄今因腐败落马的省部级及以上官员（含军队），超过了200名，包括多名现任中央委员，以及上届常委周永康、上届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和徐才厚等。然而，即使如此，民间对此轮反腐仍然颇有微词，从领导人发起反腐伊始，一些指责反腐的声音就不绝于耳，如运动式反腐、选择性反腐，领导人借反腐清除异己、搞权力斗争等。随着本届领导人第一个任期接近尾声，对反腐的上述看法不但没有减弱，反而有强化趋势。

客观地看，我们不应怀疑领导人对腐败的痛恨及反腐决心，以为那些对反腐的宣言式表态是在唱高调，而非出于真诚，如果这样来看待本轮反腐，是囿于历史成见。根本上，反腐不是由于哪个人喜欢，而是腐败本身危及到执政党的统治，是出于保政权之需要和目的，正如领导人多次强调的，不反腐，将会“亡党亡国”。如果这话在过去仅是说说而已，但这次确实让领导人感到有“亡党亡国”之危险。从这个角度看，不论谁当选中共最高领导人，都必须开展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腐运动，以赢得党心民心。

但是，前述对反腐的各种“微词”并非没有道理。反腐到目前，遇到了“天花板压力”或者瓶颈。这个词是我造的，指的是反腐迟迟受制于现有层级的压制，突破不了，一旦突破，整个政治生态的平衡系统就有可能被打破，会引起一种不可预料的政治后果。就好像天花板被捅破，整个被天花板遮蔽的一切会暴露，那些日久结成、附着在天花板上的“尘埃”掉下来一样。

那么，反腐为什么会存在“天花板压力”？或者换种说法，“天花板压力”是在反腐过程中逐渐认识到的，还是一开始就意识到这个问题？我倾向于后者，但也认为随着反腐的推进，最高层进一步加深了这种印象。

这里涉及反腐的底线问题。在我看来，尽管这场反腐败运动轰轰烈烈，而且至今尚未见到收尾迹象，但领导人和执政党高层在发起这场反腐运动之初，是预设了三个底线的，无论如何，它们不能突破。这三个底线是：红二代不能反、现任的政治局成员不能反、退休的中共元老不能反（周永康案之后）。

先说第一个底线。在至今落马的官员中，未见红二代子弟。红二代自己的解释是，红二代比较清廉，江山意识强。这个解释是经不起推敲，也不符合事实和传言。的确，红二代从小生活在优越的环境里，有一部分对财富的观念相对淡薄，但作为一个群体，如果说红二代中没有贪腐现象，是不可信的。人性从本质上都一样，没有人天生就是贪官，断言农民的子弟更容易贪腐，是一种腐败上的“血统论”，不可取。从腐败的发生来看，越接近权力，腐败的机会更多。不说那些高级官员，以小官巨贪为例，像国家发改委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就是一个典型，只是因为掌握着项目的审批大权，几年时间就贪腐2亿多元。

因此，红二代中至今不见贪官，解释只能是，反腐败有意避开这一阶层，或被阻挡。因为对于领导人而言，红二代是红色政权的天然支持者。本届政权特别强调江山意识，强调祖宗打下来的江山不能在这一代丢掉，这恰是整个红二代的思维和意识形态，故无论如何，反腐败不能指向他们，如果红二代中出现落马腐败分子，一方面会引起整个红二代的不满，动摇领导人的支持力量，另一方面，它也无法向民众证明，红二代的“基因”天然正确。

相比反腐不下红二代带有意识形态的因素在内，现任政治局成员和前任元老免于腐败指控，则更多带有权力平衡、维持整个高层团结和整体大局的考量。本轮反腐到目前，落马官员最高层级只到现任政协副主席令计划和苏荣，虽然政协副主席也是副国级，但其权力含金量无法同政治局成员相比，甚至比不上一个大权在握的省委书记，如近两年落马的原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或者天津市委代理书记兼市长黄国兴。而在江胡时代，都有现任政治局委员落马，如陈希同、陈良宇等，虽然他们的落马是权力斗争的结果，腐败不过是披个外衣，但毕竟触及了政治局这一层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