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学要求人，找工作要求人，升职要求人，评职称要求人，看病要求人，迁户口要求人……你是平头小百姓，当然免不了求人，你是体面的中产阶层，也会有事求人，即便你是高高在上的达官贵人，还是不敢说我不求人。昨天张三来求你，今天轮到你去求李四，而李四，又有事得去求王五……有人说，这是一幅壮观的中国式求人图卷，你我皆在图卷中。还有人说这是一张错综复杂的求人网，你我皆是被网住的人。在中国，“求人”不止是一种日常的场景，甚至成了一种文化。

谁都不想求人，然而现实是谁都在求人。因为很多时候不求人就办不成事，于是求人就成了常态。而这些事，有很多是本该不求人也应该办成的，还有很多是应该再怎么求人都不应该办的。

在求人中，人际关系变得复杂了，沉重了，潜规则出现了，各种灰色交易产生了，“人情世故”变成了比学识、能力更重要的“制胜因素”，许多正常的事情，变得不正常了。谁背景深，谁关系硬，谁资源多，谁舍得钻营，谁有被求的实力，谁有求人的门路，谁就赢了。

然而，一个积极向上、崇尚法治和文明的社会，人们不应该跪伏在等级森严的金字塔里，“等级”越高，被人求的时候越多，可求的人也越多，“等级”越低，越需要求人，可求的人也越少。良好的社会秩序，绝不是“求”来的，而是所有成员共争共创的。只有政府和社会各安其位，权力得约束，权利有尊严，用法治文化代替人情文化，才能让“求人”成为历史的尘埃，让“不求人”成为美好的现实。（执笔/黄菲）

你求过人吗？

在一次有两万多人参与的问卷调查中，对这个似乎过于直率的问题，近78%的人表示：求过。近50%的人表示：求过至少三次以上。近35%的人表示求人可以办事。同样也是近35%的人表示求人很丢人。最常见的求人，是办证、上学、看病、求职，而所占比例最大的，是办证。

人是社会人，在社会上生活，再怎么自强自立，要完全做到万事不求人，还是不现实的。然而，“求人”求得这么普遍，这么憋屈，有些该办的事不求人就办不成，而有些不该办的事一求人就办成了，这种现象无疑是不正常的。

谁都吃过“求人”的苦头

提到求人，几乎人人都有一些不吐不快的经历。在我们眼中高高在上遥不可及的“强人”们也难免为求人而烦恼。全国人大代表、海信集团董事长周厚健就说过，如今办事找关系求人司空见惯。他说，海信集团曾有一次为了开展一个业务，原本估计13天就能办完手续，结果办了13个月。原因在于海信是国有企业，需要在国内到处找人报批，一拖就是13个月。还有一次，海信集团4位老总为4件事情跑了近两个月，没办下来。他本来“很不愿意告状”，但是在权力部门面前确实无能为力，很气愤地去找了市委书记和市长，事情很快办成了。

一名退居二线的司局级老领导，说到办事求人也有满腹委屈。在一般人眼里，官至司局级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即便退居二线也有一定的社会活动能力和人脉关系，很多时候他是被求的对象，然而换一个领域和环境，在他能力达不到的地方，他又不得不有求于人——再有权势的人也不可能垄断一切资源，在“生老病死都要求人”的语境下，任何人都将无数次面临关系的考验。

“强人”们求人办事虽然麻烦，但至少他们还有人可求，有门路可走，处境更难的是普通百姓。稍作观察便可发现，许多部门的规章制度似乎只是用来约束甚至苛求普通人、陌生人的，而对有钱、有权、有势者，对关系人、亲朋好友等熟人，则往往“不是问题”，特别是在上级领导或种种“好处”面前，许多规章制度或即刻遁形，或总能被“变通”。《人民日报》上曾登过一封读者来信：明明是乡政府工作人员将一老人家养老保险证上的姓打错了，老人家在家人的陪同下拿着身份证去要求改，工作人员却冷冰冰地说不行，非要对方去村里开个“你就是你”的证明。且不说这规定本身合不合理，可转身来个熟人，要求给其亲戚被弄错的名字改过来，工作人员二话不说满腔热情立马就改，“走程序”的事提都不提。

这位读者讲述的经历，可以说是当今社会现实的一个缩影，相信许多人都遭遇过类似的事情——身为小百姓，谁没有求过人呢？媒体曾报道过一件事，年底了，广州有几名工人要讨还被拖欠的工资，而老板则跪地负荆请罪，求工人谅解：“我也是没有办法，如果有钱肯定会发给工人。”他说当初该工程经过层层转包到达他的手上，可完工后上一层承包人一直拖欠工程款不给，他自己都拿不到钱，就更没钱发给工人了。

求人，轻者也要递上烟，点上火，赔上满脸笑容，说出好些软话，更别提很多时候还需对所求者投其所好，奉上沉甸甸的“诚意”，这种既伤自尊心又伤钱包的事情，没有人愿意做，然而再清高的人，有时也不得不做。家家都有一部五味杂陈的“求人史”。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求人让孩子当兵、进工厂当工人、推荐上大学，那时商品短缺供应有限，许多东西都是凭票供应，得求人找关系弄“票”买米买糖买自行车缝纫机；80年代，不少家庭的进口彩电、音响、电冰箱、洗衣机等都是求人找“出国指标”买的；一些下海经商做买卖的，则千方百计找关系求人批“条子”，倒腾紧俏商品牟利。到了今天，经济进步了，物质丰富了，但求人的事似乎反而更多了。不同的是，过去是“只求拥有”，现在是“但求更好”。比如，因教育资源不均衡、优质资源相对少，家长都想让孩子上好幼儿园、好学校，于是，便“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神通广大”者，能通过动用各种关系、资源将孩子送进好幼儿园、好学校；“本事”不太大的，便退而求其次；没“本事”的，往往求之而不得。

求的不是“人”，是“权”

我们为什么要求人？因为不求人就办不成事啊。对于这一点，相信许多人都感触颇多，恐怕还有切肤之痛。为什么不求人就办不成事？因为中国是人情社会。几千年的社会组织结构与传统文化，使人情在我国社会关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中国古往今来注重人情往来，俗话说，“卑辞厚币，必有所图”，传统社会的人际习惯，也是求人风气得以形成的一个历史缘由。有人说，在中国，人情既是最可靠的，又是最不可靠的；人情是最没有成本的，又是成本最高的；不讲人情，又处处不得不用到人情；人情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冲突，又往往造成了更大更深层的矛盾……人情如同“围城”，困囿着中国人。

在人情伦理为主的传统文化长期影响下，加之家族亲情和宗法政治根深蒂固，求人之风形成与传统观念不无关系。这使得很多原本理应由法律制度裁断的问题，变成了人际关系的比拼。现实生活中出现的各种版本“拼X”现象，其实就是求人之陋习使然。

很多人遇到事情，脑海意识里首先想到的是找各种人来摆平，而不是求诸法律制度。我们经常看到在交通事故现场，车主第一个电话往往是找人来解决，而不是找交警人员。求人思维模式相当扭曲，是人情关系的无节制扩张。而当求人成为生活中一种常态，长此以往，人际关系将变得复杂，生活变得不堪重负，世间人情也将变味。

从文化层面上来讲，求人之风与我国注重人伦礼节的传统脱不了干系。自古以来，重德就是社会一个衡量人的一种至高标注，在泛道德主义理论治理中，德唯重、唯大、为主，这自然导致现现实生活中人际关系的小心翼翼。求人被认为是一种天经地义，帮人成为人心照不宣的道德使命感。当然，这种求帮之间毕竟还算是你情我愿。较之这种人情道德礼节的自愿之求，另一种被索求就更要不得。比如在解决现实问题时，我们经常发现一些政府机构和公职人员故意拖延问题、非难群众。在这种情况下，你不得不为了生活求这些人，使用各种手段打点拉拢他们。

这种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毕竟是文明时代人性落后的死结，唯有法律可解决。在法律制度无法充分发挥其正能量时，人们就会千方百计地编织各种人际关系网，寻求解决问题尤其是通过权力解决问题的捷径。因此，人情关系有时就会变得比法律制度更重要更有效，人们也会时常显得有些世故、庸俗、媚上、媚权。表面上看，求人是中国传统人情关系文化的传承，然而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来的是，当前法律制度仍然存在某些无力现象，权力也依然存在寻租空间的深层次问题。

有些地方仍然是靠行政权力而不是靠市场机制配置资源，这反映了政府职能改革仍不到位。权力在一些人手中变成了交易的工具，权力的运用、优质资源的配置公开透明不够，导致权力资源少的一方向权力资源多的一方示好，以寻求更多的实惠。在一些人眼中，靠市场、靠政府、靠制度、靠法律不如靠关系，有了关系什么事均可摆平。法的尊严、政府的公信力、社会的公理、市场的规则均可挑战，均没有权力和关系管用，这使得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走上了求人之路。

“求人”四宗罪

“求人”现象普遍盛行后，对社会造成的危害极其严重。

滋生腐败。在现实社会中，存在一种普遍怪象，即便完全合情合理合法，事情也不一定能办成。而如果“会求人”，更能在“求人”上下一番功夫，即便是你要办的事情不合情不合理甚至不合法，只需要变通一下，一切也能够顺风顺水。而这样的“求人”怪象并不仅仅存在普通公民之间，很多官员富豪也要求人，而且耗费的求人成本相当大。于是这也就形成了权钱交易、权力寻租及相互利用等腐败现象，更有甚者利用公权把国家利益、群众利益绑架到自己的求人当中。这样的相互交织也是败坏社会风气、导致官员腐败的重要根源之一。

影响创新能力。求人的需求被无限扩张，那么，争取能求到人变得非常重要。为此，编织关系网、疏通关系、维持关系、寻租、请客送礼，耗费了单位、家庭及个人的诸多资源和精力。当人情世故变成了比学识、能力更重要的“制胜因素”，就会把人才的注意力吸引到关系学和钻营上，从而影响社会的创新能力。

扭曲了人们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人情世故本是一种正常的交际与生活方式，但是当求人变得无处不在且与利益挂钩时，便成了一种病态的社会现象。人情世故在中国就像一张大网，铺得哪个角落都是，使得必要的交往演变成为精神压力，人人为其所累，“君子之交淡如水”正在成为稀有物。浸淫在“中国式求人”中，国人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也将扭曲：将遵纪守法的公民视为“傻老帽”，将削尖脑袋拼关系之流视为“有本事”。长此以往，会使人的人格、骨气受损，投机心理和习惯在不断求人的过程中养成。

破坏社会公平和社会风气。或许有人会觉得“中国式求人”是达成自身目的的一条捷径。殊不知，一旦求人成了常态，就会使人际关系变得复杂，从而形成若干潜规则，形成人身依附，形成特权，形成不公平。如果一个社会处处靠关系，事事得求人，必将加大社会运行和个人交往的成本，使得社会进步的脚步变得沉重。原本一个电话可以解决的事情，你得送点礼、塞点钱；原本500元能办到的事，你得花上1000元；原本单纯的人际交往，因为掺杂了利益因素而变得陌生和疏远……在某种意义上，关系有多强大，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就有多么脆弱。

事实上，“求人”这张大网，我们很多人既是受害者，也是任劳任怨的编织者。难道真的所有事都得求人，否则办不成事吗？难道找关系真的是一种被逼无奈之选吗？非也。多数情况下，人们只是想走一条捷径，或者本身就缺少对于规则和公平的尊重，认为金钱和关系能摆平一切。而更多的人则是出于一种惯性，奉行庸俗的处世哲学，随波逐流。于是，实用主义大行其道，连朋友都被分为两种：一种有情，一种有用。这样的社会风气让人悲哀。求人毁掉的除了淳朴情感，还有社会秩序。

“不求人”的梦终究会实现

要想“办事不求人”，必须“办事不必求人”。“不必求人”，指向的是制度的力量。

在“求人”话题背后，是杜绝权力影响资源配置、精简行政审批手续等严肃的改革议题。要推行权力清单制度，抓好清权、减权、制权、晒权等主要环节。当资源的配置由行政权力来支配，而这权力又“细分”到具体的官员或工作人员身上，就容易埋下携权谋私的隐患。民众找政府部门办事，有时不留下“买路钱”就办不顺畅。一位“局中人”坦言，“有审批权和没审批权大不一样，有审批权，人家就事事求你拜你，把你当财神爷般供着。”正是这种“爷”的感觉，让一些领导干部视审批权为囊中私物，成为其任意牟取私利的工具，甚至曾有某环保局长放言，“分分钟搞垮一间厂”，造成群众“见佛就得拜，见庙就烧香”。因此，让权力清单运转起来，以制度程序取代“领导意志”，以法治规则规范自由裁量，权力才能真正运行在为民造福的轨道上。

要靠规则重塑权力运行，这里的“规则”不是冰冷僵硬的教条，而是富有人性关怀、能感知群众冷暖的法治文明的呈现。很多人心知肚明的是，当一些领导干部表示“那就按规矩办吧”，常常意味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是字面上的“遵守规则”，另一种则意味着“板起面孔、故意为难”。比如，审批事项规定了法定期限，一天内可以办结，一周办结亦可，这中间的自由裁量权就成了一些人“拿捏”的空间，对“不懂事”“不够意思”的申请者“顶格办理”，把规则内的权力用到极致。现代法治文明当然需要自由裁量权，但正确的规则意识应该是对自由裁量权的善意使用，以最大限度方便群众为出发点，否则规则制定得再复杂，也难免有人从中“合理创造”寻租空间。在这个意义上，法治与规则也是对人心的考察与治理，严以用权更要心存敬畏。

而作为“求人”的一方，也未尝没有值得反思的地方。现实中的一些“求人”，本身就是希望“不走寻常路”，希望通过熟人关系来占得先机、法外得利。“求人者求人，被求者也求人”，这复杂图景的背后，并不全然是法律制度的不足，而是很多人默认并纵容了“潜规则”。因而，在政府职能转变之外，公民也要自我抵制“求人”思维、增强法治意识。

千年的儒家文化，忍、让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民不与“官”斗的思想早已根深蒂固，在一般情况下，面对强势和强权，普通群众大多选择忍气吞声，不到迫不得已，自是不会起而争之。须知从推动社会进步的角度，群众是主体，因此也要讲责任担当，面对着可能的刁难，除了“求”之外，理直气壮争取和维护自己的合理合法权益，不失为更好的选择。十八大以来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以及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畅通了群众争取和维护合理合法权益的渠道，只要群众敢于动真碰硬，个别态度不端正、作风不严不实的干部就不敢肆意乱为，长此以往，将逐渐形成群众办事不求人的常态，党风政风自然会更加清正，民风也会更加淳朴，“办事不求人”将成为我们社会的“新常态”，成为人人可以拥抱的梦想。

“求人”的众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