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156：医生收红包成潜规则，医疗产业化毁医患关系,医生陷高危

2011-12-29  本站原创

追踪索引：市民对医疗红包话题如此强烈的关注令记者多少有点意外，昨天快报关于医疗红包的评说热线电话一刻也没有停，近百位读者拨通了热线，讲述了他们或者他们的亲属朋友在生病住院期间送红包的故事，还有他们送红包的心态和想法。今天，快报热线继续开通：025－84783514（上午9时－下午2时），特别欢迎医生打入参与。作为医生，您可能有过收红包或是拒红包、退红包的经历，您当时也一定有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希望您通过快报热线向大家敞开心扉，共同探讨根治红包之策。

　　心态之一：迫不得已

　　红包不到不动手术

　　尹先生（市民）：我在南京工作，但我老家是安徽巢湖的，5年前我父亲得了肺癌，我将他接到南京的一家省级大医院看病，为了治疗的好些，我还托人找了一个专家。住进医院后，一直没有手术。这个专家每周只有一次门诊，我第一次到门诊找他，他的态度一点都不好，同病房的病友都说，动手术前是要“意思意思”的。第二周门诊时我又去找他，这次带了老家的一些土特产，有茶叶、麻油等，他还是那样的态度，他说，这些东西我家里有的是，没有必要，就没有收。回到病房后，跟病友谈起这事，病友都说我太不开窍，“意思意思”就是要送红包。第三周门诊我又去找这个专家了，这次我留了个心眼，等到所有的病人都走了后，这个专家到厕所小便，我跟着过去，在厕所里将1000元现钞塞到了专家的西装口袋里，我没有用信封和红包装钱，就是怕他误以为全是10元一张的钞票当场给我退回来。果然，专家只是客气了一下，说句“这样多不好”，也就没有再说什么了。随后态度明显好转，还和我们谈心聊天，手术也很快就做了。

　　黄女士（老师）：去年我爱人患上胆结石，半夜到一家大医院看急诊，医生说要做胆结石手术，从凌晨开始就办理住院手续，医生开始做手术的准备工作，本来说好在下午2点开始手术了，但到了2点，我爱人在病床上没有人前来问，当时疼的不得了。我急忙通过学校的同事绕了好几层关系找到这家医院主任的联系方式，我女儿给他打了一个电话，说想和他说件事，他随后就过来了，我女儿先跟着进了办公室，办公室里有人，又到了药房附近的一个房间，看到没有别人，我女儿将装有800元钱的红包塞给了他，我女儿说请你解除我爸爸的痛苦，别的就没有说。他出来后不到5分钟就安排了手术。

　　吴女士（市民）：春节前小孩脑出血，带他医院看病。医生先让孩子住在观察室里，后来找熟人给医生送东西，才转到监护病房；在监护病房里，经常喊不到护士，小孩子发高烧也没有人管，而且在监护病房一天要交3000多块钱；当时普通病房有空铺也不让住，后来就给医生送了2000元钱的红包，很快转进普通病房；但是这样管普通病房的医生不高兴了，要查CT他不给开单子，跟他说话也不理不睬，多次要求才很不耐烦的开了单子，小孩发了高烧要求他给看看，他跟其他人聊天，眼睛都不斜一下，后来给了他500元钱的红包，他的态度才好起来，马上给孩子调药，找护士看护。有过这样的亲身经历，我感到很寒心，但红包很难禁掉。

　　郑女士（市民）：1999年6月份，我母亲患食道癌住进一家大医院，住进一个多星期，也没有安排上手术。同房的病友提醒我，是不是没有送红包啊？我这才反应过来，于是就准备了一个信封，里面装着1500元钱，我从其他病友那里打听到主刀医生家里的地址，直接将钱送到了医生家里。当时医生还假惺惺地客气了一下，说这多不好啊，但也没有拒绝。第二天就安排了手术，手术完了后医生跟我说，病人存活5年没有问题，结果我母亲在手术后不到一年就癌细胞扩散去世了。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现在一想起来这件事心里就憋气的难受，当时我们本就没有钱，1500块钱的红包对于我们来说可是一笔大数目啊，真的要能将红包给禁了真是天大的好事。

　　心态之二：人送亦送

　　脑肿瘤手术送了5000美元

　　张小姐（市民）：我母亲因为宫颈炎，在一家医院住院准备手术，早就听说要给医生送红包这个事情，因此在住院后就向病友打听这个事情，先将送多少、送给谁打听明白，手术前就给医生送了1000多元钱的红包，手术效果果然好，刀口缝合得很仔细，刀口也没有鼓起来，手术后遇到阴天也不疼。而我一个同学的家人就不一样了，同学就是不信这个邪，没有给任何一个医生送红包，结果手术的效果非常差，不仅刀口起鼓，只要到阴天下雨就疼痛不止。做手术真的要靠运气，如果遇到医德好的医生，可能不送红包手术也会做的很好；但如果遇到医德不好的医生，如果不送红包，那就惨了。

　　张先生（教师）：我是东南大学的老师，亲身经历的3件事情让我对于红包问题感触很深。一个亲戚脑部肿瘤需要开刀手术，当时南京的几家医院还不能做这类手术，就转到上海的医院去。脑部开刀这样大的手术全家都很紧张，生怕有个闪失就死在手术台上了，因此想方设法找了技术比较好的医生。亲戚的儿子在国外工作，专门寄来5000美元当做医生的红包，家人将这5000美元分开给了主刀医生、助手、麻醉师和护理人员，当然他们都心照不宣地收下了，手术的效果也非常好。后来自己的另一个亲戚因为车祸骨折住进南京的一家大医院，有了上次的经历，手术前就给主治医生送了红包，手术后的效果也非常好。但随后我一个战友的儿子也出了车祸，同样部位的骨折，也在这家医院手术，他们没有送红包，手术后直到现在两条腿走起路来总是一高一低的。

　　李女士（市民）：去年我父亲住院手术，同病房6个病人有4人说已经送了红包，而医生对他们的态度也明显要好，医生来查房时对我父亲的询问明显不仔细。我想既然别人都送红包，那我不送可能会让医生另眼相看，因此我也给主管的医生偷偷地塞了1000元钱，每次医生来查房时询问得非常仔细，手术时也很顺利。

　　杨女士（退休职工）：2003年7月，我在一家医院做胆结石手术，手术前没有来得及给医生送红包，主刀医生是一个博士研究生，给我开的刀口有一尺多长，缝合的针线也是有大有小，象蚯蚓爬。手术出来后，我看到同病房的人刀口要小的多，而且针缝的也很整齐漂亮，病友说是先给了医生红包的。当我向医生提出手术效果不好这个问题时，医生却说是因为我太胖了，让我非常气愤。手术结束后，医生还要求我挂微量元素，挂后觉得很难受，但是医生硬给我挂了三天，而且后来给我开的药方里还有微量元素，光药费就比在其他医院治疗同样的病多花了2000多块钱。

　　一名女士（不愿透露姓名）：我知道一家大医院收红包现象非常厉害，我的父亲前年住进这家医院，起先只是送了600块钱的红包给医生，医生收下后就走了，过了一会他又回来说，医院里规定不允许收病人的红包，要退给我，并让我写个表扬信就行了；后来我想到医生可能嫌少，为了保证手术质量，我再次送了一个2000元的红包，这次他收下了就没有退。后来同病房的病友说，低于1000元的红包医生根本看不上眼，他们都是送了两三千元的红包。大家都是这样，你不送别人送，没有办法。

　　张先生（市民）：我是个老病号了，1973年刚开始住院时，还没有送红包的现象；80年代以后，逐渐兴起送红包的社会风气。这些年住院经历我发现，觉得送不送红包医生的态度就是不一样，给医生送红包后，医生开刀的刀口小，而且对病人的态度明显好的多。前些年我住院，开始没有送红包，等了很长时间没见动静，病房的人提醒我要对医生表示一下，我就送了医生两条烟，但是仍然没见动静；没办法就又给医生送了红包，两天后，就通知我动手术，而且医生对我问寒问暖，尤其关照。

　　一名男子（不愿留姓名）：我们单位内部有个职工医院，我们平时看病是“包干”看病，比如说一年交给医院多少钱，平时看病就不要再付钱了。虽然不需要再付给医院的钱了，但给医生的红包钱却又多了起来。因为如果不给医生红包，医生就不给你用好药，或者不给你好好治疗。去年儿子生病，起先医生只是给我儿子使用头孢一代的普通药物，病情怎么也不见好转，后来我给了医生600块钱的红包，医生才给我儿子使用一些疗效好的药物。没办法，大家都是这样，前几年给我们职工医院医生的红包只是200元的标准，现在涨到了一次五六百元，大家都给，你不给就用不上好药。

　　心态之三：心甘情愿

　　红包不出手心里不安稳

　　秦女士（市民）：我觉得送红包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现在医生的正当收入又不高，远远低于现在公务员的收入，有些留过洋的博士医生每个月就拿一两千块钱，他们在手术时经常中饭、晚饭都来不及吃，如果人家尽心地做手术，送个红包表示一下感谢是应该的。去年我做了个手术，总共的手术费才200元，有5个医生忙前忙后，让我心里很过意不去，准备了几个红包，医生也没有收。后来一个亲戚住院手术，就心甘情愿地给医生送了一个1000元钱的红包。

　　何先生（机关人员）：我爱人的姐姐就在医院工作，曾经当过护士长，前几天爱人的父亲患淋巴瘤，到医院动手术，爱人的姐姐跟主刀医生关系不错，但是还是给医生送了红包，这好像是一条不成文的规定。

　　赵先生（市民）：现在哪个行业都是这样，没有不送红包的，所以在去年我爱人住院时我心甘情愿地送红包。爱人住院后，我就找过医生，当时办公室里只有我和他两个人，我拿出早已装好1500元钱的信封，塞到他抽屉里，他当即就拿出来塞到我包里，还说“你这不是让我犯错误嘛”，怎么也不收。我心里挺着急的，明天就要手术了，医生不收红包还真让我放心不下，当天晚上我在医院门口等这个医生下班，硬塞到了他的车篮里，然后我转身就走了。他也没有再打电话给我，第二天手术前专门来看我爱人，特意叮嘱了一些细节问题。这时我才完全放心下来，我觉得医生会非常尽职地做好手术的，手术效果非常好。我觉得只要能保证手术质量，我宁愿送红包。

　　丁先生（市民）：人心都是肉长的，医生也是人，只要感情处到位了，当然会尽心尽力做手术了。而培养感情首先要尊重他们的劳动，现在当医生也不容易，动不动就被病人家属打骂，而且正当的收入也不高，你不尊重他，当然会让医生产生逆反心理了，怎么会专心替你手术呢？所以，如果你觉得医生比较好，为了感谢医生的尽职尽责，送些礼品红包的事情也不算什么大事，都是应该的，是人情来往。我去年在医院手术，当时不但给医生送了1000元钱的红包，出院后还请他吃过饭，现在我们相处的非常好，我和我家人如果不舒服，就找他咨询，他也很热心地解答。我送红包给他的确是心甘情愿。

　　心态之四：举报发泄

　　匿名举报“只想出口恶气”

　　吴先生（市民）：去年我父亲在一家医院做心脏手术，当时在病友的建议下，给医生送了2000元钱的红包，但手术效果一般，出院后我给这家医院的行风办写了两封举报信，说这个医生收了病人的红包，但都是匿名的，而且在信上也没有讲什么时候收的、收了多少钱，我怕医生能猜到是我投诉的，因为我父亲每隔一个月还要到医院再来检查，我哪敢得罪这些医生啊。我也知道这个举报信让行风办很难查处，但我就是气不过只想出口恶气。

　　祝先生（市民）：我也送过红包，我也想举报过，但后来我一想，这有什么用呢？首先不论是什么心态让我去送了红包，反正送红包是我主动的，不是医生到你口袋里来掏的，你自己主动送出去的红包怎么好意思再举报呢？再说了，即使医院领导来查处，让我来作证，我又能有什么证据呢？收红包的医生完全可以否认的一干二净，收红包时医生既没有写收据，又没有其他证据。所以说举报投诉也没有用，即使举报也不过是发泄一下而已，毫无用处。

　　记者感受：九成读者不愿透露身份

　　一天的热线电话接下来，最深的感受就是众多有过送红包经历的人不愿举报或透露真实身份。南京有些医院收到的举报信中有99%是匿名信，这一点通过昨天的热线得到了证实。在昨天打进快报热线的读者中，当记者问其姓名、具体身份、所反映收红包的医生姓名、单位时，九成以上不愿透露。很多读者是这样解释的，透露身份、举报投诉又有什么用呢？这已形成一股风气了，即使我站出来举报投诉，送红包者照样有，收红包者也照样有，反正这个交易一直都是在暗中进行的；即使主管部门找到我调查，我也没有证据证明某某医生收过我的红包，我又不可能让医生给我写个收条；况且，我今后可能还要再找医生看病呢，得罪不起呀。

　　昨天还有少数读者将他们的真实身份、联系方式和所反映收红包的医生姓名、单位等告诉了记者，他们也想请记者代为向主管部门反映投诉，并表示将积极配合主管部门的调查，可以出来指证。记者将在近日将这些信息反馈给主管部门或者相关医院的行风办。

　　实习生李春 快报记者张星

8、美国怎样解决医生红包(转载)

在一次“中美医学伦理学比较国际研讨会上，与会的中美两国代表谈起医生收受“红包”的问题。中国的医生和伦理学家都承认这个问题在中国远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包括那些被评为“文明单位”的医院，谁也不能打包票说没有一个人收“红包”。主持小组讨论美方组长却出人意料地说，这个问题在美国50年前就解决了，引起了在场中国医生的极大兴趣。来自夏威夷岛健康质量基金会的医学博士豪沃尔德介绍了美国是如何解决医生自律问题的：
首先，美国有医生的自律组织，包括官方的和官方的两种。 负责医生管理的还有医院董事会保险公司。这三方面的任何一方面，如果接到检举或投诉某医务人员收受病人钱财，一旦查实记，该医务人中就会终生被吊销执照，丢掉饭碗。因此，医生们根本不敢收受“红包”。
第二，医生在美国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收入丰足的经济地位。要当医生须在接受理工科大学本科教育后，还要经过医学专业培训和实习期，并通过严格的国家级考试。而一旦取得合法的行医执照，年薪一般为美国中等以上水平，大约在14万到20万美元以上，技术高的医生年薪可高达80～100万美元，这样的收入水平足可以满足各种开支和税赋，根本没有必要再另外收取“红包”。豪法律顾问尔德博士说，医护人员是非常需要照顾的，他们面对苦难，与苦难打交道。而且他们也是凡人，同样要养家、抚养孩子、吃饭穿衣，所以必须首先使他们在生活上有足够的保障，严格要求他们的措施才有保证得到落实。
第三，在美国人们的收入及消费大多是通过去时信用卡来进行的，包括工资和各种收支，现金很少流通。对每一笔收入，银行会进行监督，数额较大的来历不明的钱一旦查实，会记入个人档案，影响一个人的信誉，在转换工作岗位时如被发现信誉不好，将会带来麻烦。这样的制度使人们珍惜信誉如同珍惜生命，促使人们走正路而不走歪门邪道。
第四，美国医生在开始接受医学教育时，医学伦理教育就始终与专业课同步进行，目的在于解决“谁来救治‘救治者’”问题。所以医学生在系统接受医学教育的同时，也接受了非常正规的医学伦理学教育。这种教育促使医生发自内心地去为病人服务，对什么事该做并且如何做、什么事不该、如发生了不该做的事又怎么办等问题有清楚的认识，为培养医生的人道主义精神、同情心、爱心、责任心、诚实和无私，为逐步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人格，为以后依法行医打下较好的基础，使医生从内心深处就认为接受病人的“红包”是一件非常可耻的事。如果一个医生接受了病人的红包，其他医生会劝告他，同时还会把这件事报告给当地的医学委员会，为病人讨一个公道。这样的处理被为认为是很公正的做法，不会引起非议。医生们普遍认为护短才是不道德、不公道、不符合伦理的。
第五，要有一整套医疗保险制度和组织来保护病人的利益，监督和保证医疗质量，制约医生的行为。如夏威夷群岛的健康质量基金会，其资金来自在于病人投保、**和社会团体资助，下设若干医疗保健中心和卫星诊所，负责聘请医务人员为投保的病人提供服务。医务人员一年一聘，年薪由16万到20万美元不等，其工资水平处于公立医院和私立医院之间，处于社会的中上等，根本不会为生计着急。该基金会非常重视医疗服务质量的监督评价，并得到了美国全国质量保证委员会（NCQA）的认证，在全国排第六位。它每月召集病人填写问卷，内容包括对医生、护士、药剂师和辅助人员的满意度评价，问题非常具体，比如，医生用了多少时间倾听病人讲话、病人需要等候时是否得到了解释、对医生医疗技术信任度如何、对就医的环境评价如何、对护士的服务是否满意等等。基金会每周五有个例会讨论病人的投诉，找相应的医生谈话；还定期对医生的行为、质量和消费成本效益比进行评价，由此确定医生年薪水平，同时医疗质量评价为优，那么年底不但会得到续聘和额外的奖金，年薪还可能上调。再比如，发现一位医生有过度开药的行为，质量保障部门会向医疗董事会汇报，董事会先请经选举产生的医务人员（以示公正）复查后，向当事人提出质询，当事人可以为自己辩护，也可以说：“是的，你是对的，我将改正。”之后让他离开，董事会就当事人对该问题的态度和认识进行讨论，决定是否进行处罚直至解聘.[健康报]

9、看病难 中共推行医疗产业化恶果显现

【大纪元2019年01月17日讯】（大纪元记者顾晓华、 洪宁采访报导）“看病难、上学难、养老难、住房难。” 中共将国计民生推向产业化造成的这四大恶果，将大陆百姓推向水深火热之中，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其中医院创收，逼得医生只能想办法从病人身上多捞钱而不顾医德，医患矛盾一触即发。

利益驱使 医德丧失

辽宁省金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私营企业主徐先生的父亲，于2年前罹患癌症，在某医院手术治疗。徐先生对大纪元记者表示，不正常的医患关系，给患者及家属带来很大的困扰。

比如，住院看病都想找一个信得过的医生，往往是通过中间人介绍，然后才能跟医生拉上关系，这已经是普遍现象。

徐先生说，手术前都要给医生红包，在其父亲术后的治疗期间，有一天医生将他叫到办公室，不停地问：“知不知道叫你来干什么？”“真的不知道吗？”最终也没说明要干什么，徐先生心里非常明白，医生是要好处费的，但最终他也没有答应。

徐先生表示，父亲是农村户口，住院治病费需自己负担，医生不体谅患者，反而伸手要钱。“现在医患关系如此地紧张，跟医德不正有很大的关系。”

江苏南通的顾女士已退休，虽然有医保，但住院治疗费用也要自己负担超过30%。“看病难！”“没有钱，他（医生）就把你放在那边，不会给看的，就是要死的人也是这样。”她说。

北京昌平陈女士的父母均是农民，没有医疗保障。她的母亲患高血压、糖尿病，腰痛等疾病，因没钱治病，“母亲现在熬得只剩下皮包骨，只能挺着。”她说。

“黄牛”霸号翻价20倍 医院视而不见

山东昌邑市陈女士的女儿，于去年有一只脚突然长了个小囊肿，走路一拐一拐，开始在当地医院就诊，医生称需手术。

陈女士又带女儿去北京求医，在那里，她遇到了“黄牛”票贩。

由于医院人多挂号预约不到，陈女士在别人的指点下找到了“黄牛”，“他们跟医院有关系，把号儿全挂了，一个50元（人民币，下同）的号儿，他们卖500或1,000元，要是想看病，就得从他们手里买票，自己挂不上号儿。”陈女士说。

陈女士找到了一个票贩子，说好去北京积水潭医院，票贩子开口要1,000元，被陈女士拒绝了，票贩反倒理直气壮称，挣得就是这个钱，爱看不看。

没办法，陈女士与先生只好大半夜到医院等放号，抢到了一个500元的号，医生检查后称需要手术，但手术预约要等3～8个月的时间。“我们这个手术当时说让准备30,000元，差不多我一年的工资。”陈女士说。

前些日子，陈女士带着女儿在老家的医院又进行了复查，医生说囊肿部位血液开始流通了，血液循环起来之后就能恢复了。

陈女士感慨道，以前先生不同意到国外生活，女儿这一生病，他也经历了这些难处，反倒要移民。

日本女孩享受免费医疗获新生

日籍华人肖华的女儿患有严重的先天口唇上颚裂，孩子从半岁开始至今8岁，一共做了五次手术，最后一次是骨移植手术。

肖女士说，身在外国，遭遇到这样的事情超乎想像，开始的时候根本无法接受这个现实。

在日本手术是一项不小的费用，肖华说：“但日本的医疗制度让我完全没有后顾之忧，孩子一次手术的费用就需要100余万元（约合人民币6万元），但是这些费用全部都是政府负责。”

根据日本的育成医疗制度，五次手术费肖女士也仅花费了5万日元，由于小学前幼儿看病免费，孩子前两三次的费用政府都给报销。

肖女士表示，现在孩子和正常的孩子一样，天天健康快乐地成长着。

她说，天天看到大陆网上的水滴筹之类的，非常痛心，这完全是中共政府不为民着想，没有健全医疗保障制度的结果。

“我如果生活在大陆，或许我的遭遇和他们一样，倾家荡产也没钱给我孩子做手术。中共根本不顾底层老百姓的死活，出国多年，真正地体会到什么才是安居乐业，快乐自由的生活。”

过分追求市场利润 看病越来越贵

2018年2月，深蓝财经发表了对北京大学中国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玲教授的专访，其中李玲谈到，医疗卫生制度是现代国家制度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的医疗改革在过去不择手段地追逐经济利益，使人员成本、药品原料成本、物流成本直接上升几倍。

李玲认为，如果将医院当商场，将医生当商人，过度医疗就无法控制，结果就是医疗费用持续上涨，老百姓看病越来越难、越来越贵。

中国问题专家横河先生认为，公立医院经过医疗产业化后已经堕落了，早就不是那种所谓治病救人的白衣天使了，因为经济利益的驱使使得在中国的医院治病救人是次要的，而重要的是医院怎样赚钱的问题。

也有评论指，这些乱像根本归结为这个社会的体制、道德沦丧、信仰缺失。#

责任编辑：高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