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军工巨头为何遭“团灭”？

中国军工巨头为何遭“团灭”

作者：新高地

         2025年12月26日，中国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四十五次主席会议审议通过了一项重磅决定：撤销王行环、张冬辰、曹建国、刘国跃、马正武、樊友山、曾毅、俞培根等八人的全国政协委员资格。这八人中，除了王行环外，其余七人均出身军工或能源央企，曾担任过关键领导职务，如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原董事长曹建国、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原副总经理樊友山和曾毅、中国核工业集团原副总经理俞培根等。 这不是孤立事件。从2024年以来，中国军工系统高层频频落马，已有数十家军工央企的“一把手”或高管被调查、免职或处分，堪称一场“团灭”式清洗。军工巨头们的集体陨落，不仅暴露了行业深层积弊，更反映出中共军方内部动荡并未平息。

         那么，这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分析来看，主要有三大因素交织作用，而这些问题在历史上并非新鲜事。回顾晚清时期，中国军工领域的类似案例，便可佐证专制体制下的集体腐败往往从根基上开始滋生，权力集中与监督缺失导致系统性溃烂，最终酿成国家灾难。

         首先，受军方装备部高级将领被查的影响，这些军工巨头多因系统性贪腐而落马。近年来，中国军工领域腐败案层出不穷，与解放军装备采购体系高度关联。2023年以来，至少45名军方和军工高官被免职，两名国防部长同日被指控腐败。例如，火箭军腐败案爆发后，牵涉多位高级军官通过腐败手段获得职位，导致整个军队专业素养备受质疑。军工央企作为装备供应商，自然难逃干系。像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原总经理郝照平和副总经理杨伟（歼-20总设计师）日前被免职，去向不明，便被视为反腐风暴的延续。这种系统性贪腐往往源于权力集中和监督缺失，高层官员掌控巨额采购资金，容易滋生“拔出萝卜带出泥”的连锁反应。习近平的反腐行动已从军队扩展到军工企业，2024年处分88.9万名党员中，包括73名省部级以上干部，军工系统占比不小。

         这一现象在晚清军工史上已有先例。以北洋水师为例，作为晚清洋务运动的标志性成果，它曾是亚洲第一海军，却因集体腐败从根基上崩塌。军官拉帮结派，用人唯亲，导致闽系军官垄断军政大权，非闽系人才如提督丁汝昌难以施展。高层将领在刘公岛争相修建豪华别墅、储存鸦片、包养情妇，生活骄奢淫逸；军饷被挪用，如慈禧太后为修颐和园而截留海军经费，导致舰艇更新停滞。更严重的是，装备采购中的贪污，如燃煤质量低劣、炮弹偷工减料，这些从基层到高层的集体腐败，直接导致1894年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惨败，全军覆没。晚清专制体制下，皇帝独裁、官僚体系缺乏制衡，这种根基性腐败最终葬送了国家海上力量，警示今日军工“团灭”并非偶然，而是专制环境下权力滥用的必然产物。

         其次，近期中国出口武器频频出现质量问题，可能加剧了这些高管的落马。军工企业偷工减料、吃回扣的陋习由来已久，直接影响装备可靠性。譬如，泰国采购的中国VT-4坦克在前线疑似发生“炸膛”事故，虽有泰国士兵辟谣，但类似事件在社交媒体上引发广泛质疑。此外，出口到泰国、柬埔寨和巴基斯坦的武器系统，曾报道导弹严重打偏、火炮炸膛等问题，这些国家作为“一带一路”沿线伙伴，武器故障不仅损害国际声誉，还可能追溯到生产环节的腐败。军工巨头们在位时主导的采购和生产，往往涉及层层回扣，导致材料和工艺偷梁换柱。火箭军后勤部倒查9年采购，曝光180条违规公告，便是例证。这种质量隐患在实战中暴露无遗，迫使高层不得不“动刀”，以维护国家安全和出口信誉。军工收入因严格审查而下跌10%，也侧面印证了这一压力。

         晚清北洋水师的装备问题同样源于类似腐败：军官训练弄虚作假，阅操时走过场，舰艇维护疏忽，最终在甲午海战中炮弹哑火、舰体脆弱，暴露了专制体制下集体腐败从生产根基渗透的顽疾。

         第三，中共军方内部派系斗争的因素不可忽视。尽管习近平已将军方全面“习家军化”，但旧有派系网络仍根深蒂固，军工企业往往成为权力博弈的战场。这些落马巨头多为胡锦涛或更早时期提拔的“技术官僚”，如中国船舶、航天、航空等领域高层人事震荡，便显示出派系清洗的痕迹。专家分析，反习派可能在四中全会前“卡位”，而军工系统权力相对较弱，成为内斗牺牲品。从政治局委员到中央军委委员的连环失守，再到军工旧人事网络被系统清算，均指向高层权力重组。

         晚清军工派系斗争亦显而易见：李鸿章主导的北洋水师与地方军阀如淮军、湘军间利益纠葛，官僚派系倾轧导致资源分配不公，最终在专制皇帝的纵容下，集体腐败从派系根基蔓延，加速了王朝覆灭。

         总之，中国军工巨头的“团灭”并非偶然，而是贪腐、质量问题与派系斗争三重压力的结果。这些问题在晚清军工案例中已反复上演，佐证专制体制下集体腐败从权力根基开始滋生，若不从制度层面改革，类似悲剧必将循环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