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治下，民告官有多难？

习近平治下，民告官有多难？

作者：新高地

         2026年两会期间，北京国家信访局门外再次人山人海。数千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冤民彻夜排队，裹着军大衣席地而坐，只为把一纸冤情递上去。可与此同时，地方政府早已启动“零上访”铁律：购票信息2分钟推送属地，高铁站机场人脸识别+手机定位10秒报警，环京6省市32个异地检查站“三方联勤”，重点人员一进北京信号就被精准锁定。出现一例本地籍登记，县级一把手直接扣10分、组织调整，省级财政按“1人扣10万元”倒扣转移支付。结果呢？北京郊区访民村被清场数百人，上海、重庆、山东、黑龙江等地访民被强行遣返、软禁、关进“黑监狱”，甚至爬窗入室抓人。两会维稳成了“数字孪生+责任到人”的立体防控战，访民插翅难飞。

          这就是习近平治下“民告官”的真实生态：不是告不赢，而是根本告不了、告了也白告。

         以上海松江区车墩人民法庭（2025）沪0117民初19666号婚内财产分割纠纷案原告、石朝生老人为例。这位癌症晚期患者，在原审中申请调查被告任xx名下2013年以来的银行流水，提交了多份理财产品证明（浦发969,119.96元、交通465,897.58元、中行150,000元，共计1,585,017.54元），明确指出这些钱系第一段婚姻未分割的夫妻共同财产。可主审法官陆望舒却只允许调查2023年以后的流水，对原告三次书面异议和12368投诉置之不理。判决时，更在“没有任何证据支撑”的情况下，直接把这笔巨款认定为被告“婚前财产”，连质证程序都省了，还让原告承担了7,614元诉讼费（被告仅负担1,277元）。158万救命钱就这样被“合法”剥夺，一个癌晚老人被逼到可能轻生的地步。

         更荒诞的是，老人把这些铁证和法官枉法情节全部写进举报信，寄给了中共上海市松江区纪委监委，要求依《刑法》第399条追究陆望舒枉法裁判罪，并请求上海市一中院依职权再审。可谁都知道，这种“民告官”举报，十有八九石沉大海。理由很简单：官官相护早已是系统性默契。原离婚案主审法官蔡珺同样拒绝调查，法院院长陈昌、车墩法庭庭长庄倩不但不纠偏，反而纵容拖延、打击报复信访。老人多次加急申请、院长督办，全被当耳边风。

         这不是孤例，而是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十年来的常态。十八大以来，中央反复强调“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还推行“枫桥经验”化解1200万件纠纷。可现实是：基层法院受理“民告官”行政诉讼难上加难，上级法院指令下级受理也往往不了了之；信访系统成了“维稳考核”的政绩工具，而不是纠错渠道。两会前各地疯狂截访，正是为了把所有问题“清零”在地方，不让中央看见。地方政府宁可花巨资养截访队、建黑监狱、扣财政转移支付，也不愿让一个癌晚老人拿回属于自己的救命钱。

         为什么民告官如此之难？根子在于司法不独立。法官由地方党委政法委领导，法院经费、编制、晋升全看地方脸色。谁敢得罪本地官员？谁敢让“稳定压倒一切”的政绩蒙羞？于是，证据可以隐瞒、程序可以跳过、枉法可以背书、举报可以拖延。老人石朝生不是第一个，也绝不是最后一个。无数访民用血泪证明：在中国，民告官不是走法律程序，而是挑战整个维稳机器。赢了，是奇迹；输了，是常态；敢举报，还可能被“依法”报复。

         两会代表们坐在人民大会堂里高谈“人民至上”，可北京街头那些排队却进不了信访局大门的访民，那些被截访人员连夜押回家的老人，那些像石朝生一样眼睁睁看着救命钱被法官一纸判决夺走的癌症患者，他们的冤屈，永远传不进那座金碧辉煌的会场。

          习近平治下，民告官有多难？难到连一个癌症晚期老人的158万救命钱，都能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依法”没收；难到连向纪委举报法官枉法，都成了可能激怒权力、招致更大报复的风险游戏。

         这不是法治，这是权力的铁幕。铁幕不拆，民告官就永远是镜花水月。石朝生老人的举报信，不过是又一份被维稳机器吞噬的证据罢了。悲剧还在继续，只是大多数人选择沉默——因为他们知道，喊出声来，下场可能更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