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败因7,废除,国家主席,任期制，把中国,打回到,封建,专制时代
引子：最大的腐败就是权力腐败，最大的犯罪就是窃国。习近平都做到了。更可恶的是，他直接把中国又带回了封建时代。习近平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引发的强烈反应掩盖了中共的另一记重拳，这就是在经济方面整治安邦和整肃吴小晖。有分析说，这个信号是中共要打击私企。夏明说，事实上，习近平很多做法都是被动应对危机的反应。中国经济在缓行，这导致中共执政的合法性在流失。
反对声中修宪连任，习近平要做什么？
宁馨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在人大政协两会期间公开表示，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是“从战略高度作出的重大决策”， “体现了党和人民的共同意志”。与此同时，修宪过程的一些细节也逐渐浮出台面。纽约时报星期三发表长篇报道“习近平隐秘、迅速而狡诈的修宪之路“，披露习近平如何用震慑和恐吓的手段，压制了党内外潜在的反对者。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王晨也在两会中透露，习近平早在去年9月就提出修宪，整个过程由张德江，栗战书和王沪宁三人主导。改革开放四十年，习近平如何能够颠覆外界预期，打破许多人认为不可能打破的任期制度？作为个人权力无限扩大的领导人，习近平到底想在内政外交方面做什么？
参加讨论的三位嘉宾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旅法学者，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宋鲁郑先生；政论作家陈破空先生。
有分析称，习修宪势必引发党内更大不满，也增加执政风险。夏明说，习近平的帝王野心并非一时兴起，而是在2013年18届三中全会上作深化改革报告时便显出端倪。他要推翻最高权力机构人大，把权力转移到国家主席头上。我们知道，人大的主要负责人是总理，任何行为都必须经过总理批准。推翻这个模式是习近平早已心生的打算。在越来越严重的专制下，中国共产党不断打压反对派，比如我们这样的异议人士无法回到中国。我们在海外发声在国内遭到屏蔽。这样的极端做法造就了现在中共孤家寡人的生态环境，使得这个政权在需要批评时找不到该有的盟友。我认为，张德江、栗战书和王沪宁之所以会推动习近平搞终身制，是出于自己的私利。他们要让自己从终身制中得利，同时置国家和民族利益于不顾，也置共产党的利益于不顾。
夏明说，有些人支持习近平连任，是因为他们总是把自己的良好愿望投射到最高统治者身上，这是愚昧的表现。对于习近平而言，他的最终目的是要维护个人的权力。今天的中国深陷政治危机，前任留下的击鼓传花游戏已经不容易面对了。加上习近平掌权五年以来，激化了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矛盾，对此他已经束手无策，只好专制集权。说到习现在的做法是否加剧党内权力斗争，我认为的确如此。一批泥鳅人格的人物，为了在这样的格局中生存，会极力为新皇吹喇叭抬轿子，以实现自己的赢者通吃。那些在前朝按照规矩下台交班的人肯定不满，心存“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下台）的怨恨；还有就是本来可以接班的孙政才现在却身陷囹圄，另一位“王储”树春华也被吓到仅求全身而退。总之，中共政坛已经陷入极大的恐慌和不确定。有人见风使舵，有人急流勇退，有人失去信心。习近平已经给中国和中共埋下了危机爆发的祸根。
习近平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引发的强烈反应掩盖了中共的另一记重拳，这就是在经济方面整治安邦和整肃吴小晖。有分析说，这个信号是中共要打击私企。夏明说，事实上，习近平很多做法都是被动应对危机的反应。中国经济在缓行，这导致中共执政的合法性在流失。民营企业安邦等被国有化具有深刻的政治根源和经济意图。中共的看家本领是控制土地、银行信贷和货币发行，通过通胀来掠夺人民财富。习近平要降低对私企的依赖，加大对可控国企的依靠。事实上，他不知道，他面对的是一个专制者无法化解和摆脱的危机。从历史上看，导致君主最后不得不放权的的根本原因是，专制体制无法再撬动经济这块磨盘。习近平正走在一条死胡同里。
夏明说，外交上看，习近平修宪让自己在国际社会信誉尽失，让其制度更加不让人信服，更加遭到西方的怀疑。我们看到，西方近来越来越多以国家政治和安全原因阻碍中国在海外的发展。修宪加剧了这个趋势。
陈破空表示，根据人大副委员长王晨透露的情况来看，修宪，废除国家主席任期制，其过程，并不是自下而上，而是自上而下，并非广大民众或党员的呼声，而是习近平等人的密室谋划。领导修宪小组的三个人，各有情况。组长张德江，是江派人马，因恐惧卸任后遭习近平追杀贪腐，故而同意修宪让习近平超期连任，以保全身家性命安全；副组长栗战书是习近平亲信，自然顺从习近平的意思；副组长王沪宁，善于揣摩上意，善于迎合，成为修宪草案的捉刀人。
陈破空说，鉴于修宪提议并非出自二中全会和三中全会的公布，而是在习近平主导下，以中央名义，突然发布、并提前发布，不能排除的可能性是，这是中共上层、包括政治老人在内的一场政治交易。上场高官和政治老人要求习近平停止在高层反腐，习王一方则提出条件，修宪让习王超期连任，于是双方达成秘密交易。这一交易，反映的是中共上层统治集团的私心，竟以牺牲中国十三亿人民的利益为代价，甚至以牺牲中共中下级官员和大多数党员的利益为代价。后果严重而深远。
宋鲁郑说，习近平说修宪取消任期体现民意是有一定道理的。记得朱镕基退下时很多人都说可惜；胡锦涛裸退时也有很多人表达类似的看法。总之，领导人表现优秀时，大家都会希望他们能够延长任期。所以，说是民意的反映并非没有事实依据。 1960年之后，全世界有47个国家修改过任期制，有的效果不错。
需要强调的是，修宪并不意味着终身制，《人民日报》也这么解释，指出这不意味着打破干部终身制。我们要看到，中国的的国情是，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并非制度化就一定可以避免错误。这是之一。二是领导人要把自己的改革思路推进到不可逆转的地步，邓小平的市场经济改革就是这样的思路。习近平也是意识到国情，他唯一想做的就是要推进自己的思路。至于他的三位智囊干将，王沪宁、栗战书和张德江在修宪过程中的具体作用，我并不十分清楚，就不多做评论了。
宋鲁郑说，有人说习近平一直要推行国进民退的经济政策，这个判断是错误的。因为国企先天不足效率低下等问题有目共睹，而私营企业已经是中国经济不可缺少的部分。在中国体制下，民企、私企虽然非政府所有，但是都可以被政府控制，政府不用完全将其消灭。换句话说，中共的政治权力足以对抗资本。
习近平修宪后，有分析说，中国模式对外吸引力下降了。宋鲁郑说，我和很多法国学者也谈过这个问题，不少人认为中国模式吸引力下降，但有些人也支持。我认为，短期看可能影响中国的对外吸引力，但是长期而言不见得，对国际环境影响不大。这里有几个原因。一是西方自己麻烦多，无暇顾及别人；二是中国已经强大，西方不会过多干预其内政；三是西方虽然害怕中国崛起，但是更担心中国崩溃。而且我认为，修宪很可能不过是短期行为，很可能五年之后还会改变。
客座评论：修宪一年中国的政治变化(上)
来源：德国之声中文网 日期 11.03.2019
自2018年3月11日中国修宪后，已经过去整整一年。取消国家主席连任限制，对于中国的国内外政治产生了何种影响？又预示了怎样的未来？北京政论家白信为此撰写长篇分析文章，以下是其中的第一部分。
（德国之声中文网）一年前的第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正式批准了中共中央委员会在此前一个月的十九大三中全会上才提出的修宪草案，取消了有关国家主席的连任限制，连同本来就没有规定任期限制的军委主席和党的总书记，现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便在法律意义上成为了集党政军大权为一身的终身国家元首。
或许是被此前五年大规模的反腐运动彻底震慑，或许是这次精心准备的修宪行动来得太突然，将近三千名人大代表在被隔离的会场以高票通过了执政党的动议。会场外管控良好的知识分子和公共舆论没有发出什么异议，连习惯了近年来白俄罗斯、土耳其、委内瑞拉等国的类似修宪以及全球范围内政治强人浪潮的国际社会，也没有来得及发出什么反对声音。
但是，当人们逐渐醒悟过来，事情便开始发生变化。 尽管有西方学者观察到，习的修宪是成功的，似乎维持了某种政治上的稳定，但是过去一年里，更多的修宪之初或许未曾预料的非意向性后果频频出现，虽然尚未构成大的震荡，却在各个方面悄悄影响着人们对中国政治的态度，一切都改变了。问题只是如何认识其中的复杂联系，如何从短期信号中辨别长期趋势。
背叛邓小平
譬如说，废除宪法对国家主席的连任限制，对中国的社会精英来说，首先就意味着对邓小平政治遗产的背叛和40年改革开放的终结，这是最为直接和清晰的信号。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原本是邓小平主导改革开放政策的标志性改革，由此让那些革命一代的老干部逐渐退出领导层，引入年轻、专业的干部，从上到下逐渐汰换，让朱镕基、江泽民这样的技术专家最终得以接班，形成邓后的技术官僚治国体制。
习近平的前任胡锦涛（右）、江泽民：工程师党，而非革命者党
虽然这一体制逐渐腐败，最终成为习氏政权的开刀对象，也是红二代集团最初拥戴习近平上位的主因之一，但是，技术官僚的培养和进入统治集团，却改造了共产党的形态，使之更像是一个工程师党，而非革命党，让市场经济的有序进行和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化变得可能，从而培养了中国社会最广泛的改革开放受益群体，也才有以这些技术专家治国经验为主体的所谓”中国模式”。他们虽然稍早困惑于习的种种毛主义色彩，特别是他所宣称的”前后三十年一致论”，却直到这一信号释放后，才最终意识到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被彻底抛弃；当去年秋天”私企退场论”如探空气球一样被抛出来后，他们才惊慌失措，刹那间形成普遍的社会恐慌。
“红二代”的哑巴亏
相比之下，对曾经拥戴习近平的所谓”红二代”集团来说，修宪却是实实在在的打击，就中国高层政治的发展而言，也意味着一个重大转折。应该说，此前虽然在技术官僚和红二代集团之间存在着卡位竞争，后者面临着前者规模和专业的压倒性优势，但是1989年的学生运动以血腥收场，也给予红二代新的机会。中组部遵循陈云关于”还是自家的孩子放心”的指示，开始有计划地减少77-79的”新三届”干部的提拔，同时有意识地”培养”红色出身的干部子弟。这一”掺沙子”的人事路线，平行于江泽民”闷声大发财”时代的所谓干部年轻化、专业化遴选的制度化进程，悄悄铺就了薄熙来、习近平等红二代接班人的道路，但是也埋下了日后薄、习对决的局面，和修宪后习所面临的尴尬。
因为，邓的路线–从平民阶级中通过高等教育和工作考验不断培养和挑选干部且在胡锦涛时期逐渐制度化的模式，最大的弊病不在于无法解决接班人的问题–这可能是任何一个秉持列宁主义、倚赖”领袖”的共产主义政权都无法解决的问题（朝鲜式的世袭制倒不失为一条回到君主制的解决路径），而在于固化了强人政治身后的集体领导制，却因”政府中领导成员权力相等而导致的无政府状态”。
这是法国宪法学大家狄骥（Léon Duguit）对将一个政府交给一个团体的担忧，譬如法国督政府时期频发的政变根源，同样可以解释从江到胡，中国政治局常委体制越发陷入的无政府状态，胡无力掌控局面，任由常委们的分肥体制坐大，形成党内的七大利益集团和派系，最终导致薄、令、周、徐集团的未遂政变。这本是一个绝对或专制的共和国所不可避免的，而习以加强个人集权、回到毛氏的个人专制来代替集体领导，只是试图解决这一无政府危机，也是受到红二代集团支持的正当性理由。但是终身制却打破了红二代们最初支持他的一个交换，或谓”隐形合约”：在红二代家族内部实行轮流坐庄，即以最小范围的所谓党内民主，隔离平民阶级和地方分散派系所产生的技术官僚集团。
最小范围的所谓党内民主
这本是贵族统治的特色，虽然不符合现代政治的潮流，但是若按斯宾诺莎（Baruch de Spinoza）当初对贵族政治的建议，即必然以扩大贵族集团且运用纯粹多数的简单民主原则来解决”没有头颅”或者虚假的”选举总督”的困难，也是可能通向民主的。事实上，这也是中国自由派和改革派在习上位之初还抱有如此幻想的根源，相信习的集权是为最终转向民主化所需的必要手段，即1980年代一度盛行的新权威主义的道路设想。但是，修宪否决了红二代轮流坐庄的可能，也彻底撕裂了习和红二代的政治联盟。红二代们如同吃了哑巴亏一般难以发作，习又在2018年率先发动了针对红二代的资产清剿，从安邦到海航，防范红二代们利用这些”党外资本”图谋反抗，手法一如普京消灭那些资助独立媒体和反对派的石油大佬和巨商。
专制共和国的诞生
不过，中共现在的统治者似乎并没有斯宾诺莎时代的政治智慧。他们的老朋友如基辛格却是一个如假包换的斯宾诺莎主义者，务实主义的职业生涯背后其实充满了对世界政治的激进主义理想，从去年到今年几次与中国管理层见面，却没有教会他的中国老朋友们这些政治哲学。反而，习近平的修宪计划最为忽略的，就是民主阵营里的老朋友们。修宪方案公布后，天下之大哗不止国内，而在世界范围。
习将终身连任的消息，也打破了海外曾经目睹苏东转型的一代务实派学者、官员、中国问题研究者的幻想，他们原本对经由市场经济培育出公民社会、然后扩大民主参与和推动和平民主转型的道路坚信不疑。譬如按伊恩·布雷默（Ian Bremmer/美国政治学者） 的J曲线，或许处于J曲线谷底的中国，应当有自信向更开放而稳定的一端发展，而不是害怕不稳定而退回到封闭端。何况，在布雷默之前，就有黎安友(Andrew Nathan)提出著名的”威权韧性”假说，承认江胡体制的学习能力和灵活性。
但是，习近平过去六年的政策却反其道而行之，意识形态、互联网、市场环境和政治意识愈益封闭，对外政策则因习在2013年倡导”一带一路”和2017年达沃斯论坛上捍卫全球化的高姿态，而在全球范围内呈现激进扩张的态势，外交作风富有进攻性，咄咄逼人。修宪之举则迅速证实了外界对这一趋势的判断，尤其对美国而言，迅速凝聚了左、右两派的共识，消除了传统亲华派的异议声音，有激进保守派甚至将中国归入俄、伊、朝四大邪恶轴心，美海军也开始转向反恐战争结束后的全球战争准备。
中美贸易战便在这一转向背景下发生了，纠纷议题从最初的关税壁垒到日渐扩展的结构性改革，无不针对中国体制的封闭性，似乎担忧中国急速退回到J曲线的封闭端，在中国事实上作为一个大国影响全球的情形下加剧世界范围的不确定。终身制在这个意义上便是这一封闭体制的最后加持。理论上，虽然绝大多数中国政治精英都不在意或者无从理解修宪意义，在拥有超过两千年哪怕是马克思意义上的”政治文明”传统的西方世界看来，中国2018年的修宪意味着去除了对一个最高领导人最后的也是唯一的名义上的任期限制，意味着一个绝对主义或者专制的共和国的诞生。
客座评论：修宪一年中国的政治变化(下)
来源：德国之声中文网 日期 11.03.2019
（德国之声中文网）习近平完成修宪、取消国家主席连任限制，意味着西方从此要面对一个专制的政治强人领导一个足以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且可能长达20到30余年，让外界以及最大的贸易伙伴无法再期待中国的民主化，也无法期待中国内部至少十年一次的领导更迭可能带来的些微调整。传统的中美关系也因此丧失了根本的互信基础和可靠的合作纽带，反而如同陷入所谓”修昔底德陷阱”：两个制度迥然不同的希腊强权–雅典和斯巴达之间基于制度差异的紧张和互不信任，最终可能引发战争。
不过，这一从内而外的反馈也从此由外而内地彻底改变了中国国内的政治议程，甚至重新修正或者至少强化了中国内部政治生态的分化趋势，尽管这些改变通常会被看作贸易战的次生危机。而在当局眼里，这些次生危机却意味着可能”将非政治性的矛盾转为政治性矛盾”，包含着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科技、技术、社会、外部环境、和党建等等七大风险，孕藏着可能导致颜色革命的所谓”灰犀牛”和”黑天鹅”。在消灭了几乎所有党内可见的政治对手、对公民社会组织以及互联网进行了多轮镇压和清理之后，也在连续五年的大规模反腐运动后，中共却开始了同时间两个方向的努力：
一是以制度化的建设来巩固反腐、强化国家建设。除了去年人大会议修宪的同时正式成立监察委，全面约束党员、公务员和所有其他公共、社会事业人员，继续强调依法治国，而且居然成立了一个非制度性的所谓”依法治国领导小组”；甚至在党建领域也采取制度化手法，即”依法治党”，例如今年一月相继出台了党的”政法工作条例”和”重大事项报告条例”，详细规定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和党组织的内部监督，颇有将党官僚化的强烈倾向。这也符合去年初以来对党政机关改革的方向，将党机关的部门直接合并或者凌驾于涉及人事和意识形态的行政机关之上，如党的组织部合并行政系统的公务员局、党的宣传部合并广播电影电视管理局等。外界如美国政治学者、中国问题专家傅士卓（Joseph Fewsmith）也观察到这一制度化发展，认为这一趋势可能有助于中共的长期维持。当然，这也符合习近平长期执政的意图和准备。
中共的”革命党转型”
另一个方向，尽管习近平在国家建设方面强调和推进”依法治国”和”依法治党”，但是意识形态上却发生了重大调整，大大背离了去年”十九大”报告上关于未来党的基本路线转移的主张。在”十九大”报告上，习提出未来党的路线是基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发展不平衡的基本矛盾，明显的迎合中产阶级价值观和世俗生活，并试图以此种内需导向解决地区发展不平衡和社会分配不公平及阶级矛盾。但是，历史似乎重复了中共”八大”以后的戏剧性转折，在修宪一周年之际，习似乎觉察到国内外一系列反弹和不满，为捍卫他的修宪成果，而宣称中共仍然是一个革命党，呼吁全党动员，防止颠覆性革命。
一方面强调宪法并修宪、创制一个无限责任、无限制任期的国家元首，同时大力倚赖制度化的国家建设，另一方面却回归革命党进行动员，这种互相矛盾的政策意味着什么？相信也困扰着海内外观察家。如果对照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回顾修宪前上一个任期内习近平所发动的一连串”微型文革”，从贯穿其中的习的”新毛主义”执政风格来看，习似乎也是为了因应修宪后的国内外压力而调整路线，不仅偏离十九大的基调，而且有着加速极权主义国家化的趋势。
其核心，或者说对中国政治的长期影响，固然在以防范颜色革命的借口强化极权主义式的管控，尔后将这一”临战状态”的戒严措施常态化，这本来也是对前一任期加强社会管控和安全国家体制建设的一个”实战”检验，但更重要的，或许还在于党的形态转型：即以党的建设的风险作为七大风险之一，寻求以所谓党建为中心的革命党转型。
目前为止，外界还很难看出这一革命党转型的总体轮廓，似乎也意在推动制度化的同时保持党的活力，并且以革命党形态强化党员和官僚对元首的个人效忠，消弱忠于改开路线的官僚力量。譬如说，2018年大力宣传的晋江模式，原本应归功于时任福建省委书记、属于老一代革命干部却是类似邓小平的改革先驱的项南，以及当地基层官僚的”不管”政策，和晋江人民的企业家精神，与一度在厦门、尔后福建省委任职的习近平并无直接关系，而在去年的改开四十周年纪念中却被树为习近平治国理政的样板，这让晋江和福建的地方干部私下议论纷纷。毕竟习近平并不属于技术专家，一直因为红二代身份被另眼相看、专门培养，与晋江发展、与民营经济本无过多联系。今天对晋江模式和浙江经验的吹捧，颇有淡化基层干部贡献的倾向。
类似的，更值得观察的是，这是否意味着在地方层面更多平民出身的干部将得到重用，以此打破地方官僚派系结成的庇护综合体。在中央层面，十九大上已经攫升大批”之江系”干部卡住政治局席位近半，地方层面的清洗则从陕西到河北再到吉林，皆因地产建设和环保的冲突引起。习的”青山主义”正在变成政治生态的干预利器。这对改开四十年以来所形成的技术官僚集团，无疑是继反腐运动之后，再度构成新一轮的清洗。
“学习强国”APP
习时代的”红宝书”
同时，习的新媒体战略和党建路线继续延伸，不仅将党内组织、通讯、和宣传嵌入到微信和微博两大社交媒体上，从去年底到今年初，党建机关开始大规模推广”学习强国”APP。这一手机客户端由中宣部与中国最大的电商阿裡巴巴下属的办公平台”钉钉”合作开发，要求所有党员和公职人员、体制内雇用人员都必须实名登记，每天推送有关习近平的新闻和讲话，并且要求用户答题、积分，并设有视频连线功能，方便进行远程的”党组织生活会”，俨然成为促进政党革命化的新”红宝书”和网上支部。文革前和文革初期，林彪发明的记录毛泽东语录的”红宝书”迅速流行，成为每一个红卫兵、干部和普通人人手一册、随身携带的学习工具和忠诚标志。那么，在新媒体时代，这种强制性党员APP的使用对个人崇拜和党内动员的效果便值得高度关注。如果不是像毛一样用于对付刘少奇和官僚集团，这样的社运化、革命化的大规模动员到底指向何方？
毕竟，今天中国的情况与纳粹时代或同时代的共产主义者不同。纳粹时代的动员主体是中下阶层，自认比劳动阶级优越，又害怕沦为劳动阶级，不赞成苏俄的无产阶级专政模式，但是愿意追随独裁领袖。中国今天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已经极其牢固，且在所谓”依法治国”的名义下获得了包括许多自由派和劳工阶级在内的普遍支持，并无更多必要动员支持专政制度。只是，按照新晋国师林尚立在接任中央政研室主任王沪宁职位之前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和国家建设》一书对党建的解释，党建具有两个面向，一是党的组织整合，二是党的社会整合。尤其后者，意味着习近平亲自主抓的党建其最终目标是对社会的控制，在党-国家-社会的三角关系中担当轴心，要求党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融入社会、并超越社会分化。
坦率地说，这可能就是中国版的新时代的党国社会主义模式，也是习近平修宪一年来所力图建设的蓝图，以党的革命化为中心、以党建对社会的全面控制为手段巩固其专政，实现”东西南北中、工农商学兵，党是领导一切”的目标，而且因为国内外的反弹加快了实施进度。虽然理论上无论修宪还是过去一年、或者过去六年的绝对主义专制的进展并没有什么新鲜，早已被中世纪以来的近、现代政治文明历程不断检验，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根本缺陷，但是中共管理层似乎缺乏寻找永久解决的路径，而是相反，总是以危机之名取得执政机会、复以危机之名将紧急状态永久化，冻结各个潜在政治群体的利益表达和参政表达，以维系一个封闭的专制共和国。对一个深度融入全球化进程、面临激烈竞争的大国来说，这种既致力于制度化的国家建设、又与时俱进地搞政党社运化，既搭上强人政治顺风车、又保持政党活力的做法似乎重现了历史，却又结合了纳粹德国和斯大林苏联的经验，留给世界的大概是异常困难的选择。
作者白信为政治学博士、北京独立政治观察家。
文中评论及分析仅代表作者或专家个人立场。
